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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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
文章来源:来源:《回族研究》发布日期:2017-01-07
编者按:“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它不仅在学术上具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同样在现实方面亦具有较强的意义,值得我们共同关注和探讨。2016 年 8 月,由宁夏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宁夏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四家单位联合举办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坛”在银川召开。研讨会上,诸位学者出于学术良知以及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之情,交流了各自的观点。本刊征得其中三位学者同意,发表了他们的论文。这几篇文章视野开阔,观点新颖,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
摘 要:讨论“伊斯兰教中国化”,其前提是需要我们中国社会能对伊斯兰教有全面、透彻的了解和公道、正确的评价。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文化体系和文明形态对人类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但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在加剧,这种不利、负面的舆论也在中国社会蔓延,社会在宗教、民族问题上的猜忌、误解、敌视和分化在加剧、恶化,尤其在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及评价上也受到西方偏见的影响和驱动,令人担心和不安。实际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一直在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对话中国思想、会通中华文化,已经形成了优秀传统,积累了丰富经验。“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当前“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具体体现,要持开放、开拓、开明的观念。“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积极吸纳伊斯兰教优秀文化因素的过程,是开放、对话、交流之双向互动即“双赢”的过程。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战略; 文化对话; 文明交汇
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人们开始热议“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一论点,而近来我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发展,同样也触及中外宗教关系,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定位问题。这样,“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议题遂成为当前学术讨论、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如何理解中国伊斯兰教,以及如何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当前社会舆论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争论甚至非常尖锐,给人带来了一些担忧,也让人不得不深入思考相关问题。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将体现出对中央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的全面贯彻和真正落实,将有效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施,也将有利于我们稳妥处理好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团结广大信教群众、促进中国社会和谐、确保国家稳定安全。
一、正确认识世界伊斯兰教
讨论“伊斯兰教中国化”,其前提是需要我们中国社会能对伊斯兰教有全面、透彻的了解和公道、正确的评价。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文化体系和文明形态对人类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其信仰精神在世界许多相关民族中形成了其相应的精神蕴涵和生活习惯,发展出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和礼仪习俗。由于在“冷战”之后美国学者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论断对伊斯兰教有专门的评说,引起了西方社会一定程度上的敌意和警惕,文明对话的气氛被冲淡,人们看到的更多是紧张、怀疑、猜忌、排拒和敌视,这尤其在对待伊斯兰教问题上凸显出来。其实,亨廷顿曾要西方社会防范伊斯兰教文明与中国儒家文明联手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西方社会本身对中国也存有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敌意和民族气质上的反感。但现实状况是,中国并没有与伊斯兰教文明联手,最近的国际局势变化使我们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社会中被再度孤立,在南海问题、西藏新疆问题、香港台湾问题、中日关系、中韩关系,甚至中越关系、中印关系等问题上被人指责和批评,不仅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在恶化,而且周边关系也在下滑,环顾四周、瞭望远方,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朋友,以往那种“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情况已基本改变。对此我们需要客观分析,冷静评价。国际关系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方方面面,我们今天要发展或处理好国际关系,也必须特别注意到其宗教因素。
为了改变这一复杂局面,我们以“一带一路”战略来往西部开拓,以在杭州召开 G20 峰会等来影响世界,希望在当前国际舞台能够真正有所作为,站住脚跟,发展自我。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在加剧,东西方价值观、信仰形态的对立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深层矛盾上显示出来,西方社会一方面主张文明对话,但另一方面却明显有着对伊斯兰教的敌视、歧视和贬损,如法国查理周刊事件、以及美国出现的侮辱伊斯兰教的事件等,都显现了这种态势。当暴恐事件发生后,人们纷纷谴责极端恐怖主义及其暴行,却忽略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误解和敌意。现在甚至有人将整个世界的暴恐活动、社会动荡归咎于伊斯兰教,形成对世界伊斯兰教过度的话语暴力和舆论霸权,无视强调和平、主张中道的伊斯兰教主流社会的存在,将这一“沉默的大多数”遗忘为消失的存在,或视为受指责的群体。目前这种不利、负面的舆论也在中国社会蔓延,社会在宗教、民族问题上的猜忌、误解、敌视和分化在加剧、恶化,尤其在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及评价上也受到西方偏见的影响和驱动,令人担心和不安。当我们中国被外界攻击、批评和欺侮时,我们会感到愤怒,会义愤填膺地反驳、反抗,那么我们也应将心比心,认识并理解有着绝大多数无辜者的伊斯兰教世界被误解、被妖魔化时的愤怒及反抗,我们决不可上西方舆论错误导向之当,没有必要在伊斯兰教问题上不慎重地引祸入门、惹火上身。
 我们坚决反对并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极端主义思潮,但我们也必须深入了解其根源、缘由、起因,对之有准确判断,并要为彻底清除其根源而努力。为此,我们就应该对世界伊斯兰教历史、尤其是伊斯兰教近现代的发展变迁和当代最新走向及其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展开系统研究。这不只是“谁为伊斯兰讲话”的问题,而是为公平、公道、正义、正直讲话、呐喊。我们不能在自己感到委屈、受到伤害时却无视或忘掉他人的创伤。如果不公正地对待世界伊斯兰教的发展,对我们的国家形象、社会稳定也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伊斯兰教开创之初和欧洲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在与西方的较量时曾占上风,但自 16 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在与西方的力量对比上则逐渐处于劣势。1571 年,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军事力量被西班牙、威尼斯联合舰队打败。1687 年,奥地利、波兰和萨克森联军打败包围维也纳的奥斯曼军队,穆斯林的政治、军事影响被迫退出西方各地。1774 年,俄罗斯军队又大败奥斯曼军队。至 1922 年,奥斯曼帝国被推翻,次年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在波斯,萨非王朝亦于 1736 年被取消。而在印度,莫卧儿帝国也于 1857 年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所取代。随着这种衰落,伊斯兰教世界于 17 世纪起逐渐兴起改革和复兴思潮。18 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出现“瓦哈比”( 瓦哈布倡导的“清净教”) 运动,此后出现的极端思潮则强调“圣战”。此外,新苏非教团也相继露面。19 世纪,阿富汗尼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在苏丹则出现“马赫迪”运动。进入 20 世纪之后,各宗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加剧,其中包含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1980 至 1988 年,两伊战争爆发。1990 年,伊拉克武力占领科威特,随之 1991 年爆发海湾战争,战后本•拉登组织“基地”,训练恐怖分子,并将他们派到世界敏感地区从事恐怖活动,于 2001 年导致“9•11”事件,使国际恐怖主义升级。而美国于 1998 年年底发动“沙漠之狐”军事行动,“9•11”后灭掉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又以莫须有罪名于 2003 年占领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与之相对应,伊斯兰教内部的原教旨主义、保守主义、恐怖主义等也开始出头露面。这种以暴抗暴的恶性循环使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盛行,“圣战”“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结合并发展出穷凶极恶的“伊斯兰国”,包括欧美有数千人参加,而原伊拉克逊尼派一些军人等因不满什叶派掌权而归入其中。美国对西亚北非等伊斯兰地区的“颜色革命”和选择性反恐,对乱局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所导致的难民潮也使欧亚等地苦不堪言。
所以,我们今天对世界局势应有清醒的认识,必须科学地分析、探究世界伊斯兰教的发展及其当下处境,特别是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时应该特别注意丝绸之路沿线伊斯兰教国家及地区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精神状况,我们不仅要有经济投资,更需要有文化投资和集资,从而使“一带一路”战略真正能够发挥其实效。
二、中国伊斯兰教的传统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悠久历史,其在中国社会处境中亦在不断适应、融合。这一经历为伊斯兰教今天的“中国化”努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可谓“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唐宋之际,伊斯兰教沿陆海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为这一中外交流之路也成为“香料之路”“瓷器之路”“珠玉之路”“茶叶之路”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来华蕃客“住唐”不归而形成“蕃坊”,由中国政府任命蕃长,开始了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元时回回遍天下”,伊斯兰教走出其外域宗教的异化处境,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适应及融合取得重大进展。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穆斯林采取了认同、服从、吸纳的态度,正如当时回族学者马注( 1640—1711) 所言,“圣人不凝滞于万物而能与世推移”。随后回族穆斯林更是形成了“汉学派”,如西道堂领袖马启西教长熟读“四书”“五经”,主张“以本国文化宣扬伊斯兰教学理”,明确了适应、融入中国文化的态度。当然,在中国穆斯林中,这种持守“清真古教”的正统性与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性之间也一直存在着张力。
伊斯兰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华不仅铸就了中国穆斯林群体,而且其精英人士还将中国文化以丝绸之路传播出去。最为典型的即明朝回族穆斯林郑和( 1371—1435) 率领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他航行 7 万余海里,开拓了海上“丝瓷之路”,将中国文化传入亚非众多国家和地区。这些航程之记载则是用中国传统山水画法所记《郑和航海图》,该图的绘制成为 15 世纪之前中国关于印度洋、太平洋和亚非两洲最为翔实的地理图籍。在这些中华文化传播之旅中,有着中国穆斯林的积极参与和卓越贡献。
 中国穆斯林在中华文化中的融入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文献的汉译,用汉语创作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文学、史学等,形成福乐智慧与华夏智慧的对话与共构。唐代《坎曼尔诗签》记载了维吾尔人坎曼尔在《忆学字》诗中学习汉字的感触: “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而 11 世纪成书的维吾尔族《福乐智慧》也是“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1]。明清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学在“以儒诠经”上达到过一个高潮,故而曾给人“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广大吾儒”( 徐元正之语) 之感。这种适应中华思想文化的“附儒”态势在明末清初形成了一批怀“伊斯兰教”之学问、习中华之儒书的“回儒”,如王岱舆、刘智、马注、蓝煦、马德新等人,他们所强调的是伊斯兰教与中华文化的会通、融合,认为“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这在思想理论上也为今天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发展在思想认知上准备了充分的资源。
由此观之,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一直在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对话中国思想、会通中华文化,已经形成了优秀传统,积累了丰富经验。当然,历史的发展变迁和不同时情,使这种伊斯兰教的中国适应也错综复杂,仍在途中,故此仍然需要今天的继续和努力。
三、“伊斯兰教中国化”思考
“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当前“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具体体现。我们今天对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观察及评价既要看到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伊斯兰教的历史传统及信仰教理之关联,也应该对其在中国的适应、融入持有一种动态的、互动的态度。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穆斯林地区的关联,使我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发展一定要持开放、开拓、开明的观念,从促进世界文明发展、维护人类和平、搞好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对这一发展的理解和把握,认识到“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积极吸纳伊斯兰教优秀文化因素的过程,是开放、对话、交流之双向互动即“双赢”的过程。我们不能搞所谓封闭性的“中国化”,因为中华文化的优杰就在于其能够做到“天容万物、海纳百川”。所以,“中国化”并不意味着对伊斯兰教所涵容的阿拉伯、波斯等文化之封闭或排拒,而是积极的对话、沟通、开拓、融贯。“中国化”只会扩大中国伊斯兰教的蕴涵,让世界文明包括阿拉伯文明的优秀元素有机融入中华文明,丰富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底蕴,而不是让其萎缩、消退。所以说,“伊斯兰教中国化”乃文化对话、文明交汇的继续,这一积极进程会因“中国化”而得到鼓励,并不会由此而终止。
此外,“伊斯兰教中国化”不是简单“复古”,而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伊斯兰教现代发展最要关心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步、发展、革新之“化”。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上“回儒对话”的互通传统,巩固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历史上融入中华文化传统、社会风情,达致中华文化呈现形式的积极成果,而另一方面还要把重点放在中国当代的现实发展上来,使伊斯兰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体制、政策、思想、文化等积极适应,正确处理好政教关系、宗教与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建设的关系,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进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当下全国人民齐心实现“中国梦”的努力中充分显示中国穆斯林的身影和作用,使这种“中国化”亦为“现代化”“先进化”,不断的调适、发展和进步。所以,“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体现,是回溯优秀传统与展示当代风貌的有机共构,是融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生活的生动发展。
 最后,“伊斯兰教中国化”还需要伊斯兰教本身加强建设、不断完善,其中既有其教义教规适应中国当代社会的完善,其教制教法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法治建设的完善,也要有其教职人员、宗教领袖及穆斯林精英人士在思想素质、文化修养、精神面貌上的完善,从而带动整个穆斯林群众提高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社会责任、公民意识,特别是“中国”意识,自觉形成“中国心”“中华情”、中国意志。中国伊斯兰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新一代宗教领袖和精英人士的培养,在于我们相关教育体制的理顺。我们必须培养出一大批政治上与我们的主流意识和核心价值保持一致、道德上有感人魅力、文化素质上高于普通信众的宗教领袖和精英,其目标的设置及其如何能够实现亦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建言献策。而且,这种培养必须基于开放性、开拓性、当代化的教育,不仅要巩固和加强传统经堂教育和宗教院校教育,而且要在党和政府的引导、部署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让国民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积极参与。我们应该形成积极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体制建构,培养出新一代思想先进、政治可靠、知识丰富、教理精通的教职人员,使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组织及宗教院校掌握在这些人士手中,不给境外和敌对势力留下其渗透的空间,并在这些宗教精英人士的引领下使整个中国穆斯林群体整体步入现代社会、主动积极地适应当代发展,在现代知识、法律意识、公民自觉、宗教认信上都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需求,都有着中国社会主人翁的姿态,都达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通,都体认到其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文化精神共同体的参与和贡献,从而在中国当代发展中有积极作为,有创新突破,作重大贡献; 让信教群众与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全力建设中国、爱我中华!
(作者简介:卓新平( 1955— ) ,男( 土家族) ,湖南慈利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宗教与哲学研究。)